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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0-guan.com 作者:奥门新萄京娱乐场 时间:2019-08-02 21:12

《北京十年》读后感:跟潘汉年相关的一点口水回忆

职业:作家,编辑

《北京十年》读后感:一个人记录的历史

代表作品:聂绀弩诗全集

罗孚激励金庸、梁羽生新武侠小说的创作冲动,使人很容易忽视他的另一层面,那就是他所关心的并非金庸、梁羽生这样个别的作家。事实上他对文学自身规律有清晰的判断。80年代,大陆盛行鲁迅却看不到周作人作品,罗孚在他的文章《周作人其文》中写道:“周作人一生‘作’的这个‘人’是复杂的。早年,和鲁迅同时投身于新文学运动;后来,一个在杂文,一个在散文上各自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更后来,一个成了‘民族魂’,一个成了民族罪人。晚年的周作人,又在写作和翻译上作出了他独具一格的贡献。”

1940年5月,到桂林出任《力报》副刊《新垦地》编辑,八月参与创办杂文月刊《野草》任编辑,同年出版短篇小说集《风尘》和《夜戏》。1941年,创办《半月文艺》,同年和次年相继出版杂文集《历史的奥秘》、《蛇与塔》、《范蠡与西施》、《女权论辩白》、《早醒记》 。1943年到重庆,直至1947年先后担任《艺文志》、《真报》、《客观》、《商务日报》、《新民日报》等报刊编辑及西南学院教授,出版剧本、小说杂文集《婵娟》和小说《姐姐》。

罗孚是金庸新武侠小说的幕后推手,又曾与金庸和梁羽生同事,自然罗孚对金庸的历史了解得比很多人都多。金庸今天几乎是众口一致的新武侠杰出代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甚至节节攀升直逼鲁迅身后。而罗孚笔下的金庸却非神圣之人,更像只有香港才能出产的一个敢于打拼的人,这是一个各种兴趣大到非同寻常的人:虽然不会武打,却不仅对电影感兴趣,还曾经学习芭蕾;五十年代甚至雄心勃勃地北上求职,希冀进入外交部••••••。罗孚在九六年写金庸的时候已经不再需要去介绍金庸的成就了,但他在《香港人与事》这部汇集了众多知名作家的文集中以罗孚式幽默这样来描述金庸作品:“明知道他们不会武功,但他们写出来的武功却是人人爱看,而且看得入迷,废寝忘餐。明知道那是假的,看得比真的还要认真。他们就是这样以假哄人,编造假的武功,加上形形色色的包装,骗了许多读者,或骗了许多人成为读者。他们不仅骗孩子,厉害之处更在于骗大人(武侠小说被大数学家华罗庚称为‘成人的童话’,他老先生就是这样的‘成人’)。最厉害的是能骗那些身居高峰以至颠峰的大人。”这样的评论今天就很少见,是罗孚风格。

出版作品

案:不管怎样,常任侠和日本妻子的爱情故事还是蛮唏嘘,他在三十年代开始,就给日本去信去电报,但元子始终杳无音信,抗战结束也找不到。直到两人八十多岁才联系上。

毕业院校:上海高等英文学校

罗孚先生提及“6 4”的文章固然只可在香港版本选录,原因不言而喻,而他对潘汉年19年的沉冤着墨最多,颇有顾影自怜的心意。道尽始末详情,暗指共产党中人寡廉鲜耻和心狠手辣,旁及党团专制和腐朽的祸根。

初涉媒体

罗孚写人就像对着人在画像,从不用抽象的语言来表达。他写的人很多,而且反复写,像叶灵风、曹聚仁、金庸、周作人、聂绀弩、秦似、董桥、林燕妮、萧乾等,如果把这些文章连续起来阅读,就出现了一个作家几乎完整的历史,他的过去现在、他的写作内容、他所经历的人与事,

近代人物

罗孚是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鼎盛时期的一个敏锐、缄默的耕耘者、传播者。与那些纯粹以个人创作的成就确定社会影响力的作家不同的是,罗孚几十年的工作连贯而系统地作为历史现场的观察者和笔录者出现:重要事件、人物、情节及背后的曲折故事的挖掘都成为他津津乐道的工作内容,他仿佛随时准备将至关重要的历史钥节记录在案。除了白天的编辑工作、时而的聚会,罗孚习惯了常年深夜伏案写作,常常是第二天就在报纸上发表:发表文章意味着另一种最好的保存手段。否则,我们今天同样无法见到罗孚记录下的文学的奥秘。

聂绀弩1903年1月28日出生于湖北省京山县城。少年时代就开始写诗,在《大汉报》上发表诗作。1921年,考入上海高等英文学校。1922年,参加国民党,到福建泉州国民革命军“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部任文书;后出国到马来亚吉隆坡,在任运怀义学担任教员。1923年,到缅甸仰光任《觉民日报》、《缅甸晨报》编辑。1924年,回国考入广州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1926年初,受国民党派遣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次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作为国民党员被遣送回国,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任训育员。1928年,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副主任,后兼任《新京日报》副刊《雨花》编辑,同年与周颖结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组织“文艺青年反日会”为当局不满,为避免被捕弃职逃亡日本,与在东京帝国大学留学的周颖团聚。1932年2月,经胡风介绍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1933年2月,因参与日本左翼文化运动,聂绀弩夫妇与胡风等被捕入狱,7月一起被驱逐回国到上海,从此即参加上海“左联”的活动,为理论研究委员会主要成员。

但是如果罗孚仅仅催生了新武侠小说的诞生不足以让后来者还能重新记起他,他所做的更多的事情是将自己的身份锁定在一个历史见证人、探索者的位置上,因此我们今天才可以看到罗孚在他的作品中重新登场。

别名:原名聂国棪

政治、军事是实操性、危险性极强的领域,不是读读历史故事、思想典籍就能了解或掌控的,很多想法都是知识分子的自以为。他们尽管可以著书立说,终究一事无成,用不了多久书便会随生命的终结而消亡。博学的人大多很平庸,少数留下的有价值的思想,极有可能被利用或修订,成为另外一番模样。说到悲惨,谁不惨?在这方面,知识分子占尽了便宜,他们会把自己的遭遇作成文、出成书,引起一定的同情。但谁在叙述自己的时候,是绝对公正没有篡改细节的呢?我不信。就算真惨又怎样?惨的人多了去了。比如,你的伤痛遭遇被媒体报道出去,于是得到很多同情,但没有被曝光的伤痛遭遇更多更多,那些人怎么办?

(历史

一九九三年二月我到香港中文大学访学,那时罗先生已经结束“北京十年”蛰居返港,我们在港再次重逢,倍感亲切。根据我的访学日记,在旅港三个月的时间里,与罗先生见面竟达十三、四次之多,不妨摘录数则如下:

出生地:湖北省京山县城

我一九九三年在香港访学时就知道《北京十年》在香港《联合报》上连载,颇受欢迎,也拜读过其中的部分章节。以后每次到港见罗先生,都会问起《北京十年》,建议早日结集出版。而今,翘首等待多年的《北京十年》经过整理终于付梓,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1951年聂绀弩回北京,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兼古典文学研究部副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光明日报社编委等职。

罗孚先生的一生起伏波折,读两册不同版本的《北京十年》如同遍读了二十年的世道百态,值得深深咀嚼和细细回味。

国籍:中国

6、在玉渊潭偶遇黄永玉,一行要去北京饭店吃中饭,黄说“难得遇到你,难得遇到这样使人高兴的事情。”这件高兴的事情是邓力群没有选上中委,也就失去了掌控意识形态的可能性。P80

惨遭迫害

在香港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肩负着某种革命使命,同时又要在革命和艺术之间维持一种巧妙的平衡关系并非易事。有时候革命既成为一种新文学的催化剂,也成为文学创作的致幻剂,有些时候还是文学的紧箍咒。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形下,保持清醒、独立的思考,对真正的文学创作有积极的贡献是需要持之以恒的精神的,罗孚几乎是做到了这一点,他在几十年的写作中积累了大量与文学创作有关的资料,以一种自己特有的方式为一个个作家留下来他们生动的影像。其中夹杂着许多重要的史料。如介绍曹聚仁不仅写出了他的历史,还详细写出了曹聚仁是如何催生了那部著名的《知堂回忆录》的全过程。

1934年4月,创办《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任编辑,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出版首部短篇小说集《邂逅》。1936年2月,聂绀弩和胡风、萧军、萧红等在鲁迅支持下创办文学杂志《海燕》,6月出版论文集《从白话文到新文字》,9月将从南京逃出的丁玲送到西安。1937年9月,聂绀弩和胡风等一起到汉口创办《七月》杂志,同年出版论文集《语言·文字·思想》。1938年8月,到皖南任新四军文化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军部刊物《抗敌》文艺编辑,同年出版杂文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1939年,到浙江金华,先参与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机关刊物《东南战线》,6月起任替代它的半月刊《文化战士》主编。

而在生前,他的《北京十年》等书就已经在大陆出版。《北京十年》里写了关于党内右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无数的历史秘闻,事关建国之前的战火纷飞,但主要是建国之后的历次运动,书中不乏有对一些掌管意识形态大权的高层人士的批评、嘲讽、蔑视。就是这样一本由“美国间谍”写的牢骚之书,竟然能在大陆出版,这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罗孚的案子虽然目前官方并没有什么说法,但多半是冤案;第二,罗孚笔下的这些正面人物和反派,如胡风冤案、潘汉年冤案等的受害人和制造者,在今天几乎都已经不在人世,他们的冤屈、残忍和这段历史对今天的思想界已经掀不起什么波澜了。在今天,官方在意识形态上的敌人早就不是罗孚这代左派书生了,而是另有更“可怕”、更具摧毁性的他者,此是另话,不提。

逝世日期:1986年3月26日

曾忝为出版业中人,自然对文集中所载两岸三地的出版逸闻、书人书事倍感兴趣,读来亦获益匪浅,大呼过瘾。但是最让我回味的是文集中的《北京十年》。

聂绀弩人物

《北京十年》读后感:罗孚《北京十年》读后

创办报纸

2016年末,因为大白的标记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了这本书,看了辑一觉得没意思就放下了。今年重新拿起来,看辑二很觉无趣,紧接着看辑三,心里对这本书的排斥情绪愈发严重。回过去看辑一的最后一篇《诗人荒芜的悲剧》最终决定放弃阅读这本书。

中文名:聂绀弩

在罗孚的文集中经常描写到的作家和文化人有叶灵风、聂绀弩、秦似、金庸、梁羽生、周作人、黄苗子、林风眠、林燕妮、西西、侣伦、董桥、巴金、萧乾等,有些作家是香港成长起来的,如金庸、梁羽生、周作人、黄苗子、林风眠、林燕妮、西西、侣伦需要向更多的人推荐的,有些作家则是罗孚心仪的研究对象,还有一些文章涉及到重要的文化人物与事件,与中国文化生态的变化息息相关。当然,罗孚是一个既需要面对香港读者又面向内地读者的作家,同时他需要兼顾雅俗共赏的趣味。但是罗孚对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有自己非常确定的想法,在《香港•文学革命•伟大作品》这篇文章中,罗孚对于过高地夸大香港文学有冷静的回应,他写道:“香港在中国文学上使人感到的,不仅是已经取得一席地位,而且是一席颇为崇高的地位了,靠了金庸的武侠小说。从“沙漠”,到“大师”,到“革命”,其间何止以道里计。……这样的变化,从文化的无到有,从文学的无到有,当然会引起我们这些香港人的欣喜。这样的变化,从文学地位的卑微到提高以至崇高,却似乎还未受到太多的重视。受到重视的只是新派武侠小说作品的本身,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不仅成为人们时髦的谈论,还往往出入于严肃论题之间,在一些论文或报纸社论里成了引经据典的典故。这实在是使人不免有些惊异的现象,是很少在其它地方发生的吧。”

1947年6月,聂绀弩被中共派到香港,担任《文汇报》主编,直到1951年被调到北京。1949月7月,他应邀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任中南区文教委员会委员,不久回港。在港四年期间,先后出版散文集《沉吟》、《巨象》,杂文集《追悼》、《二鸦杂文》、《血书》、《海外奇谈》、《寸磔纸老虎》,诗集《元旦》、剧本小说集《天亮了》、短篇小说集《两条路》、剧本《小鬼凤儿》等。

但我却对《北京十年》里描写的八十年代的那批从浩劫中归来的幸存者一直很有兴趣。我喜欢那些没什么政治头脑的书呆子们。这大概是小时候看《光明日报》副刊、《文史资料选编》一类政协人大文史馆和民主党派们编的报刊杂志的影响,也是后来在大学里学现当代文学史时留下的兴趣。

聂绀弩(1903年1月28日-1986年3月26日)原名聂国棪,笔名绀弩、耳耶、悍膂、臧其人、史青文、甘努、二鸦、澹台灭闇、箫今度、迈斯等,诗人、作家、编辑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因在言论和诗词中被加“现行反革命罪”服刑九年多后,于1976年获释。10月10日在入狱十年后获释,其作品《我若为王》选入人教版语文七年级课本。他是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继鲁迅、瞿秋白之后,在杂文创作上成绩卓著、影响很大的战斗杂文大家。在杂文写作上,细纹恣肆、用笔酣畅、反复驳难、淋漓尽致,在雄辩中时时呈现出俏皮的风格。

聂绀弩的打油诗,是罗孚帮助其收集整理注释,并在香港和大陆出版发行。两人之间的关系也由此可见一斑。不过,作为作家罗孚欣赏的不仅是聂绀弩之诗,而是背后之奇节。若无文革之风,又何来如许风骨,所谓疾风知劲草!关于聂绀弩的经历,国内已多有撰述,我就不必多写了。这里稍微提一下,他对于曹聚仁的评价。同样作为鲁迅的弟子门人,聂绀弩是相当不齿曹聚仁的为人的。毕竟后者曾经做过蒋经国的笔杆子,随军记者。因此,聂绀弩没少在诗中打油嘲讽。但是,他估计是不知道曹聚仁也是组织派到香港做卧底的。因此,此类文章多属误伤友军。

出生日期:1903年1月28日

至于潘汉年,这位党内的奇人,因高饶事件而遭奇冤,生平皆不能详,而罗孚亦为党之卧底,观潘氏之死,岂能无兔死狐悲之感?于是,撰文述潘汉年之行状,表奇人之伟业。于潘夫人多有哀矜之情,以港商之千金,而愿为潘汉年守节,夫妻皆死于文革,致死不能用真名下葬,闻之者岂不哀哉!苦茶案,潘汉年遭冤狱时,组织曾劝潘夫人离婚,可以回香港定居,而潘夫人却愿与夫君一同将牢底坐穿。观革命往事,而睹今日明星劳燕分飞,感慨良多!

民族:汉

作为一个有着自己观点、立场和判断的新闻记者,罗孚不仅仅需要对九十年代前后社会政治历史动荡有积极的回应,更重要的是他从中发挥了一个新闻记者敏锐以外更为重要的、深邃又不乏理性思考的洞察力,这使得他在不断发掘出许多更优秀的作家同时自己也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正如陈子善先生所称:罗孚自己的散文创作丰富多彩,在香港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散文史上都占有独特的地位。他的散文不但产量多,而且手法多样。他关注时代风云,关注香港的社会现实,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于舒缓平实的文字中显现真知灼见。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他在内地出版了《香港,香港 ……》、《南斗文星高》等书,用细腻生动的笔触评介香港文学和文化的方方面面,为内地和香港的文学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深受内地读者欢迎。《凤兮凤兮叶灵凤》《金色的金庸》《香港有亦舒》、《你一定要看董桥》等名文不胫而走,传诵一时,至今仍为广大读者所称道。”

1955年5月,当局在全国发动清理“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聂绀弩作为胡风老朋友,虽曾写过揭发信但仍受牵连,7月被隔离审查,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印刷好的《绀弩杂文选》停止发行,次年5月受到开除中共党籍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1957年,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国民党革命委员中央委员的妻子周颖响应共产党的“整风”号召提意见,被打成“右派分子”;聂绀弩因帮她修改过发言稿而受株连,次年初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与中央国家机关1300多名“右派分子”一起被遣送到北大荒黑龙江垦区“劳动改造”。1959年10月,调到牡丹江农垦局《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当编辑,次年冬结束劳改回北京,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专员,后来又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四月八日晚出席新亚书院云起轩的聚餐,并听罗孚演讲。

那年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大概因为我已辑印了《知堂杂诗抄》(一九八七年一月岳麓书社初版),又在编选《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因此应邀参加。这是改革开放以后首次周氏兄弟学术研讨会,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正是在这个研讨会上,我出乎意料地发现与会者中有罗孚先生,一位目光炯炯、笑容可掬的和蔼老人。

但今天看罗孚,主要应该从他的立场去看,他是较为典型的“香港左派”,当年在著名的六七暴动时,据说和孩子一起去街头扔燃烧瓶。在大陆的红色恐怖十年,他在香港一直是喉舌,为这十年粉饰。直到林彪摔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才产生怀疑。话说,黄秋生也算是香港左派吧,至少黄秋生在许鞍华的《千言万语》里就饰演一个港左的角色,这还是另话,不提。

1、范用在文革后办了《新华文摘》和《读书》,又想创办《生活》杂志,出版了试刊号,但胡乔木批示不宜办,这个杂志就夭折了。P47

三月二十日上午访罗孚,拍苏曼殊手迹照片,中午与吴其敏、罗孚、罗琅茶聚,与吴其敏笔谈。

这是一个多年来忠于自己信念的人群,罗孚是其中一员。在这信念的鼓励下他试图尽可能完整地表现历史的生动性。做一个忠实、忠诚的历史现场观察者和记录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还很难完整地评估他对现当代文学多方面的贡献。当我们还在阅读现代文学作家的经典作品时;当我们对上个世纪创造力旺盛的一大批作家——无论是香港还是大陆的著名作家作品发生浓厚兴趣时,罗孚的写作便有了特殊的价值,他是一个不仅见证也实际推进了两岸三地文学发展和交融的拓荒者。

五月十一日晚罗孚宴请,见曹景行谈知堂致曹聚仁书信事。

罗孚被人熟知,一是他和金庸、梁羽生关系很好,据说金庸写武侠的动力,也有罗孚的一份鼓励。后来,他和金庸又因为政见不同,分别在《大公报》和《明报》互相笔战。多年之后,八十年代,左派的罗孚被软禁在京,他的对手金庸却因为大作家的身份成了大陆的座上宾;二是罗孚在京期间,为《读书》写稿子,推崇董桥,导致了后来董桥的流行。当然,董桥那种文笔,那种思想见识,我是厌恶的,此也是另话,不提。

《北京十年》读后感:精彩书摘

作家一支笔,寄情闲思中,胡风作为鲁迅的学生,在文坛颇有声望,结交也很多,但正因如此,不想为此大批作家学者,因文章书信而遭受苦难。而作为风暴中心的胡风,却能够活到平反昭雪,也算是异数了。因胡风而罹难之人,如张中晓则早已魂飞魄散,怎能想到如今光影。贾植芳与胡风通信,遭受卅年冤狱,八十年代却能够重回大学,经历岂不妙哉?梅志与胡风携手,渡过风雨艰辛,将冤狱经过记录下来,化为青史。即便胡风死后,却仍旧戴着帽子,以至于追悼会,文化部还想将其盖棺论定,幸得家人与友人坚持,才得以免此身后之祸。至于,追悼会上的挽联,亦多有妙笔,此处就不多言了。

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与罗孚、冯伟才见面,观罗孚所藏《药堂谈往》手稿和周氏佚文二十一篇,大部分未发表,为意想不到之大收获。

从那时起直到一九九二年他返回香港,前后五年多时间里,我与罗先生鱼雁不断。我每次进京,只要时间允许,一定去拜访他,我们的话题越来越广泛,越来越不受拘束。当然,他为何在京蛰居,我始终不触及一字。他离京南返前夕,特地到上海访友叙旧,先在万航渡路原汪伪七十六号特务机关楼前新建的宾馆下榻,后又移至柯灵先生的“工作室”小住。这段时间里,我也曾多次陪同他。

今天的读者可以从罗孚文集中找到许多优秀作家的身影,他们经历或坎坷或传奇。同样我们也可以在这些大部分已经故去的著名人物的家里发现罗孚的身影:从香港的金庸、梁羽生、林燕妮、西西、小思到大陆比较熟知的黄永玉、黄苗子、巴金、聂绀弩、周作人、曹聚仁、侣伦等一大批作家的照相集里,罗孚是一个带着大眼镜的学者模样的人。即使是在一些很著名但也与我们这个时代时有疏离感的著名学者如徐复观、钱穆、邓尔雅等人,罗孚也一直保持着他对他们所研究领域和成就的熟知与敬意。

《北京十年》读后感:两个版本的《北京十年》

1997年以前,在香港这种特殊环境里,罗孚需要在高尚的动机之下,兼具高超的沟通技能,充分理解文化与政治微妙的平衡关系、文化本身的独特性和自身规律。有时候,超越政治既是达到目的基本方式,也是追求真正的文学精神和历史真实所必须持有的一种客观态度。自然,对文学和新闻性写作的浓厚兴趣也使罗孚在特殊年代成为一个逐渐更为客观地观察和表现文学多样性的专栏作家。作为一个报纸编辑和记者,当年罗孚主持的香港《新晚报》办得有声有色也是因为对文学本身特点的准确理解,谁也不会料到1954年一场在澳门进行的香港著名的拳师比武将带出一代新武侠小说宗师的诞生。

一位香港报人,为何以《北京十年》为题?罗孚虽然是香港人,却是被党派到香港去做统战工作的,这有别于倪匡是被迫逃到香港为生,因此他虽然寓居香港,却能够与各方人士交往,结交各方宾朋,办报写文如此三十载,没有经历在大陆的各种运动,能够安然生活到如今,这真是一个异数。但是,正因为在香港呆久了,生活惯了,就不免想要表达一下想法,结果自然不免被穿小鞋,流放到京城化名柳苏,取柳宗元苏东坡流放之意。

5、李可染晚年,文化部派了四个人到他家中,查问他卖画的事情,问来问去,结果李可染吓得心脏病突发,送医院抢救无效,去世了。P75

..最近两周,精读了罗孚先生的《北京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这本书印了多少册,版权页上没有写,但现在新书已经不好买了,可能只能去孔夫子网一类地方淘了。

10、常任侠在留日期间,和日本姑娘浅野元子结婚,后中日战争爆发,常任侠被强迫离境,夫妻被拆散,常任侠从当时一直寻找到八十年代,终于找到,但两人均已经是儿孙绕膝。罗孚又写:有人告诉他,常任侠和哪个女朋友欢好,都会记录在日记里。P172

通常而言,作为记者被遗忘是常有的事情,尤其是在风云变幻叵测的时代过后,一大批当初叱咤风云的名人记者变成了过眼烟云,他们所写的大多数文章很快被人忘却,然而罗孚却不会,不是因为他活得的时间比较长的缘故(他今年八十九岁,还不到九十岁),而是我们今天要研究香港的文化史、文学史还有报业史乃至研究大陆的文学史都不可避免要牵涉到罗孚提供的资料和他的评论,即使是他催生的新武侠小说而言,他对金庸和梁羽生新武侠小说的评论至今仍是少数最中肯和最出色的专业评论之一。

罗孚是谁?一位香港报人,曾经在《读书》上介绍香港文学的作家,一位与两岸三地都有交往的作家,催生现代武侠小说的功臣,金庸与梁羽生的好友,这样一位人物,为何我们却不知道他是谁?

感兴趣的读者阅读罗孚的作品,可以清晰地看到罗孚是当代文学史及当代文学研究中颇为关键的人物之一。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上个世纪末的那段时间没有罗孚,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大多数知名度更高的作家就像横空出世一样,我们很难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富有创造性的作品是如何突然涌现的,这些作家又经历了怎样艰难的创作历程。

因此,罗孚把自己大量的写作的重点放在对作家作品的如林燕妮曾经是香港最畅销的小说作家,但大陆读者知道得不算多,不像金庸、梁羽生读者的认知程度很早就被大陆盗版书所普及和提高,即使不读金庸武侠小说也知道韦小宝的故事。但大陆评论界对香港通俗小说既褒也贬,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香港商战小说女作家梁凤仪小说的时候,评论界评说不多,因为人人都可以看出这样的小说浅显而明快,无需再加解读。罗孚介绍同样是流行作家的林燕妮却不同,林燕妮是一个比其他通俗作家更有趣味的女作家,金庸说她的文章“是用香水写出来的”。罗孚却发现了这个才女的文字具有某种“心细见微”的特点,一篇《才女强人林燕妮》如果从文学评论上来说显然拉杂了些,但读者却发现,罗孚的写人的文章讲的是一个完整人物的故事,就和罗孚写其他个性各异的作家一样。从林燕妮的出道、她的感情生活、金庸等对她的推崇以及林燕妮的文章风格,读来极其轻松毫无拔高之意:那是一个感性的世界,在这个感性世界里“别的都无谓说了”,因为感性只需要去直接体验,就像那个香香的粉色的枕头。

三联书店原总经理沈昌文先生曾经讲述到,九十年代出版社需要引进港台更多优秀作品的时候,三联书店的第一任总经理范用先生早就与罗孚有相熟相知,已经计划出版先在香港引起轰动的巴金的《随想录》。后来沈昌文先生到香港,才发现罗孚不仅与大陆最杰出的作家保持着长期的联系,更是熟悉所有港台的优秀作家。这种独特的身份角色多少得益于1948年罗孚从20年代的文化重镇重庆转至香港《大公报》工作的经历。四十年代前后由于各种原因一批内地的作家、学者纷纷南下,曹聚仁、叶灵凤、徐讦等人从此扎根香港,而一些共产党员如夏衍、聂绀弩在香港工作了几年后又回到北京,革命的兴趣同样开始由枪炮演变为柔性的文学。在香港《大公报》工作期间,罗孚接触的领域和视野进一步扩大,其中部分原因也在于他工作的一个重要职责在于尽可能吸引更多的作家艺术家理解新中国的建设,包括文化建设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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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对这本书发生兴趣,是因为看到书评说,里面有不少谈潘汉年的文字。知道潘汉年的名字,是因为中学时候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潘汉年》。因为住校,只能每周回家看一点,断断续续,情节和内容漏了很多,也不大懂。可是,也许是因为演员王华英的表现太出色了,也许是因为潘汉年的一生太传奇也太悲剧,王华英塑造的那个“小开”老潘,怎么也忘不了。那时候没有网络,也再没见到这个电视剧重播。偶然在报纸上看到有本纪念潘汉年夫妇的《零落成泥香如故》,赶紧去书店找,却总也找不到。来北京读大学的第一个星期,我去逛闻名已久的“风入松”,居然发现了这本《零落成泥》,真是万分惊喜,连带对风入松也有了特别的感情。不过,这本书里的纪念文章,总让人觉得有点云山雾罩,用罗孚转引荒芜的话说,“越读越茫然”。《北京十年》里,有四分之一的篇幅都给了辑四,”潘汉年和袁殊的传奇“。有人说,罗孚一直对自己当年的间谍罪保持沉默,写潘汉年,多少有点自况的意思。也许吧。但是,看到有人仔细清楚的梳理潘汉年冤案的始末,这是令人高兴和佩服的。罗孚提到,很多纪念文章都只是在讲潘的为人、轶事、工作,“却没有接触到他的冤案本身”。大概罗孚没有说出的是,自己也许并不是最有资格谈论潘汉年的人,却愿意也敢于触及这件高层不愿提及、世人知之甚少的冤案。平心而论,罗孚的文章写得比较粗糙,但是他写得很坦诚,或者可以说很激动吧:“那些指鹿为马,颠倒是非,一定要把潘汉年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使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力量,岂不是太可怕了么?这是一种什么力量?是不是一种由某些制度带来的力量?”类似的段落还有不少,也出现在讨论其他人物的篇章里。不算太深刻,也自然没有答案,但是坦诚的追忆那些人、反思那些事,本身也是很有价值的。

罗孚是一个很特殊的老报人,虽然他也是一个好作家。他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他早期作品中包含着的革命激情因素较多,使得他对山川风景的描述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有时候读者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会发现他对自然景色的细腻感受与革命带来的改变之间并非完全协调一致,他的革命热情有时像一条不适宜的人工花边镶嵌在自然的风貌之上,但他显然是一个内心容易沉静的人,不会喧嚣、狂热到失去应有的分寸。当他解读他人作品的时候占上风的是对艺术的客观判断,从这个角度看他的文章具有的纪实性和洞察力使他的创作今天仍为一些读者津津乐道。

拿辑三来说,作者引用太多的人、文、诗,来分析周作人投敌是否是受到共产党的授意,从而说明他到底是不是汉奸。也用同样的行文方式,写了太多周氏兄弟失和到底是因为鲁迅调戏弟媳抑或因为弟媳有神经病。我对这些事情毫无兴趣,如此庞杂的探究过程,除了让我心生厌恶外再也不会产生别的效果。

13、潘汉年夫人董慧太令人感动了,她身为香港银行家的女儿,对潘汉年不离不弃,干的是掉脑袋的地下工作,还把父亲给她的几十万港币都捐给党。潘汉年蒙冤后,她本人并没有被判重刑,可她始终跟着潘,潘坐牢和出狱,她都厮守着。60年代,她的母亲想念她,想让她回香港,中央批准了,但她守着潘汉年还是不走。直到潘去世,而后两年她也去世了。潘去世后,她精神开始错乱,每天就念“他会复活的”。

罗孚说自己的经历没有什么新奇,但是我们看到他结交的朋友,就很难说他生平庸碌。只不过,与他这些朋友九死一生的经历相比,罗孚的一生是显得有些平淡,甚至是毫不出众。但他就像小说中的主人公,只是作为文坛中的经历者,看到了如许多的红尘往事,又怎能说得上是平凡无奇呢?

再说说《诗人荒芜的悲剧》。知识分子之间的所谓诗写得好,绝大部分都是互相吹捧,好比两个很胖的女人见面后说:“你最近又瘦了。”——瘦个屁!文章里引用、讲解了他的很多诗,看得我忍无可忍。

自一九五。年代初开始,罗先生一直活跃于香港报界和文坛,他是半个多世纪香港文学和文化发展的见证人和忠实的记录者。这位“能文之士”(用罗先生自己在《编者的话》中的话)蛰居北京十年,仍然笔耕不辍,成果累累,这些成果从两个方向展开:_是写他熟悉的香港,《香港·香港……》、《香港作家剪影》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著作就是明证;二是写北京,贡献了同样脍炙人口的《燕山诗话》和这部《北京十年》。

二月十四日上午访罗孚,畅谈文艺,中午罗孚宴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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